當年的那些鄰居們……

當年的那些鄰居們……

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張家口市堡子裏鼓樓東街三號居住。堡子裏這片地方，是張家口的起始地，發祥地，老街道，老房子。既有不少歷史的瑪姬美容遺存物，又有不少的故事。那些歷史的遺存物依然存在，不少的故事卻是銷聲匿跡了。

我講的這些事兒，其實算不上什麼故事。什麼是故事？有人物，有情節，聽起來引人入勝，想起來真實可信。我講的這些事兒，平平常常，沒有一點兒引人入勝的情節，真還達不到這個標準。可是，有人偏偏說我在講故事，我也沒轍。

我們住的這個三號院，原來是銀行家屬宿舍。開始，住的都是銀行的職工。我的一個遠房親友為了上班近一些，和我調換了住房。那時，社會上還不時興蓋商品房。偶有條件好的單位蓋幾間家屬宿舍，到分配時，也是鬧得雞飛狗跳牆。住排子房的，在房前房後屋簷下壘爐子做飯，地方大一點兒的，可以放一張床，孩子結婚住大房，老人蝸屈在小房。那時節，人人如此，家家如此，全社會如此。每當節假日，滿大街都是推磚頭的，拉椽檁的。待材料齊備時，請一個行家裏手，找幾個狐朋狗友，乘一個休息假日，起個早，搭個晚，一天便大功告成。來上幾瓶當地自釀的八角三分錢一斤的所謂“八三”大麯，一個個喝的搖頭晃腦，乘興而歸。一間小房就此落成。

那時，你去誰家串門，家家戶戶院子裏都蓋得嚴嚴實實，在那狹窄的通道上行進，對面過來人，只得側身而行。碰著兩個推自行車的人相遇，那就更慘了，扭捏半天，累你一身汗，方才過得去。遇著一個是弱者，只能是一個退回去，放過一個，另一個再過。

我住的斜對門，是十一號院。和我們這個院子相比，不同之處是，一個是長條院，一個是方正院。院中的雜亂程度，如出一轍，都是大雜院。在這十一號院裏，當時住著兩位地委的幹部。一位是地委秘書長崔亨柱，另一位是地委農工部部長於立耕。他們都是建國前參加工作的老同志。論年齡，都是四五十歲之人。當時我是地直企業的一名“以工代幹”，看這些地區的領導們都是仰視的。住的雖然門對門，並不熟悉。和崔亨柱見面的時候比較多。我每天七點半出門，他大概也是這個時間上班走，所以，三天兩頭出門時見面。久而久之，由開始的互不理會，變作微笑點頭，以示招呼。他呢，臉是紅撲撲的，細高挑，遲早總是微笑著，手裏拿一個小收音機，舉在耳旁，一邊走，一邊聽。當時，都聽毛主席的，“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……”。聽新聞，收看中央電視臺的“新聞聯播”，是不少人生活中的瑪姬美容第一要事。幾乎每天早晨都目送他漸漸走遠。住了幾年，又經常見面，卻沒有說過一句話。我知道他是秘書長，他卻不知道我是那一路神仙。

所以，我和崔亨柱只能算作認識，絕對算不上熟悉。而認識，也只能算作我認識他，他未必認識我。和於立耕的熟悉程度，還不如和崔亨柱熟悉。在其他地方和崔亨柱見面，同樣會微笑著，點點頭。可是，對於立耕，僅僅是只知其人，未見其身。斜對門，出來進去的，說不定也見過，只不過是對不上號。然而，我和於立耕的老伴卻熟悉。老太太姓沈，擔任鼓樓東街居委會主任。老太太的這個主任，還是不脫產的，同時負責打掃鼓樓東街的衛生。罩著頭，帶著藍色的大圍裙，推一輛小車，車把上掛著一個袋子，把順便撿到的塑膠帶，酒瓶，報紙等雜物裝在袋裏，收集起來賣廢品。夏天天長，還好一些。每到冬天，天剛濛濛亮，沈主任握著竹掃耙，由西向東，“唰，唰”地掃著。清晨肅靜，萬籟俱寂，那一下一下的掃地聲，清晰地傳入每家每戶的院落中。我家在路北，臨馬路有一扇小窗戶。睡在炕上，那掃地聲聽得清清楚楚。久而久之，這清晰的掃地聲成了我家不用對時的馬蹄錶，一聽到掃地聲，起床，洗漱，整理家務，吃早點，有條不紊，準確無誤。街道經常不斷地檢查衛生，我們總是說，孩子多，家裏邋遢。沈主任也總是說，這麼多孩子，這就很不容易了。老人那慈祥的面孔，總是顯得那麼寬厚。至今我都在思念老人。

去年，我曾回去過。那次，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鼓樓東街。街道依舊，院落依舊，只是顯得更加破舊。據說，這片老城區要改造，修舊似舊，恢復成舊時的瑪姬美容老模樣，現在處於等待期。我站在街頭，深情地凝望著生活多年的故居，人去物非，頓覺淒然。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些老鄰居來。

我記得，忘記是在什麼場合了，我曾經念叨過這件事兒。在場的年輕人一個個不置可否：

“侃吧？地委秘書長住在大雜院？”

有的說：

“部長的老伴掃馬路，撿破爛？”

有的搖頭，有的用一種別樣的眼神瞅著我，似乎在說，這般年紀了，說話竟然如此沒譜。有的甚至說：

“編的故事吧？”

我茫然。我想分辨，可是，大張嘴，卻說不出話來。